“小朝廷”里的历法

历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制历、颁历向为统治者所垄断。清制，由钦天监编制次年历书，经皇帝允准后，于当年底颁发于各衙门并全国各省，从顺治元年（1644年）起，有清一代从未间断。历书为社会提供来年的时间推算和日历编制，同时还标有每天的吉凶宜忌，清廷希望以此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发布《改用阳历令》，采用公历（民间俗称“阳历”），废止农历（实际上是一种阴阳合历，民间俗称“阴历”“旧历”），使用中华民国纪元，并以民国政府成立当天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帝尊号不废，允许清室暂居宫禁，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小朝廷”时期。同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收了清廷制定、颁布历法的机关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依新法进行历书的编制工作。无权制定和颁布历法的“小朝廷”只能采用民国政府颁布的历书，当时民国政府考虑到社会的使用习惯，所颁历书中公历日期旁均附有旧历对照，“小朝廷”依此使用旧历，并仍在内部使用宣统年号。

❖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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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历书  

民国政府颁布的历书。“小朝廷”内务府在1916年10月10日的一份咨文中称：“现准内务部咨称……将历书一百二十册移送贵府查收。并分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可也。须至移送者。右移送宗人府。”在这些新式历书中，去掉了春牛图、年神方位、吉凶宜忌等内容，依照公历，按月排比日序，并载七曜、日中平时、旧历的四时农宜，还增加了天文知识普及图说。

❖ 小朝廷收藏的历书

民间私印的历书。民国初年，虽然政府规定国家实行公历，但对广大民众来讲，使用旧历的习惯并不能轻易改变。社会上一些商人因此自行印制旧历历书售卖。在这些历书里面，春牛图、九星照命图、年神方位图、人生春夏秋冬图、婚嫁周堂图、周公解梦法、干支宜忌、晦朔弦望时刻及二十八宿等可谓一应俱全。“小朝廷”自外面购回这些历书，在贴上标注有宣统年号的封皮后，供自己使用。

“小朝廷”为溥仪编制的“御用”历书。这种历书装帧考究，采用黄绫做封皮，线装，印刷本。内容除日历以外，还采撷“众方术之长”，包括喜神贵神财神方位图、年神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等，当然更少不了宜忌历注。

上述三种历书均为阴阳合历，但“小朝廷”显然更看重于其中旧历部分的内容。

 互相妥协  

1912年2月17日，刚刚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宣布：“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小朝廷”的内务府获悉后，遂发文：“中华民国业经改用阳历，所有本府各司处如有与各行政衙门交涉，文件应用阴阳合历。”但同时又明确说明：“至递奏折件并典礼院、宗人府、銮舆卫、侍卫处、钦天监、翰林院、景运门内翻书房、奏事处、上虞备用处、实录馆、值年旗等衙门来往文件，仍照旧历书写宣统年月”，要求各司处一体遵行。如1915年内务府的一份开支记录，题名就为“《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而“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赏单，记录有：“赏陈宝琛，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伊克坦，米元章真迹一卷；朱益藩，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给溥仪上折时也是使用宣统纪年。再如1924年“小朝廷”发布的一份“上谕”：“宣统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特派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畀以全权，以资整顿。钦此。”

不仅“小朝廷”的公务文书如此，溥仪和遗老们写日记时也是使用干支或宣统年号来纪年。

❖ 溥仪的眼镜·故宫博物院藏

在“小朝廷”内每年使用公历次数极为有限，元旦“这一天皇帝会指派一位满族王公代表他去向民国总统致以庆贺”，除此“在紫禁城中，这一天是悄无声息地度过的”。而民国总统也会在溥仪的旧历生日前夕派一名礼官回访，以示答谢。当时民国政府为推行公历，号召人们把自己的阴历生日改为阳历生日，但溥仪仍然是我行我素地庆贺自己的阴历生日。从“小朝廷”和民国政府的这一尊重对方所使用历法的互访，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关系上的相互妥协之处。

 生活用历  

“小朝廷”内平时生活是按照旧历，逢“大事”则占卜算卦以提供依据的。据庄士敦回忆：“在2月的最后一天”，当他正在为即将担任溥仪的英文老师做着准备时，“内务府的一个官员来拜访我。他告诉我说，朝廷的占星家已为皇上开始英文学习认真择定了一个‘吉日’，并刚刚提交了报告。最近，合适的吉日只有两天，一天是3月3日，另一天是3月28日。更准确地说，他讲的是古老的阴历中与这两天相对应的日子。就吉利而言，这两天没有什么再挑剔的了，所以，他们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了我。”庄士敦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最后，在手足无措中，“近乎轻率”地决定选择两天中较早的一天。

❖ 溥仪和庄士敦

“在我为清廷服务的漫长的日子里，没有哪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求助于占卜的。1922年皇帝大婚的日期和时刻，就是由这群宫廷占星家决定的。在我从旅馆搬进新居时，他们也曾不顾我的拒绝为我占选了一个‘吉日’。我只能摇摇头了之。” 庄士敦如是描述紫禁城内的“择吉”活动。1922年溥仪的大婚典礼有四道程序，即纳采礼、大征礼、册立礼和大婚礼，这几道礼仪都要择定吉期，依次进行。而像出门拜客游玩、剃头洗澡、清洁卫生以及庄士敦遇到过的搬家等琐碎生活小事，也都必须从旧式历书中选择所谓大吉大利之日。当溥仪“不合祖制”地要配眼镜时，何时请验光师进宫为溥仪验光，也要由内务府来选择“吉日”。

“小朝廷”里的这些做法被庄士敦直言不讳地称为“可以作为中世纪的思想方式而留在这个中国保守主义最后避难所中的例证”。

 两次改历  

在全国实行公历后，有两次涉及改历的事件不能不提：一次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改年号为洪宪，以次年为洪宪元年；另一次是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归朝听政”，“小朝廷”恢复宣统纪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这两次事件中，公历均被宣布废除，重新采用旧历。

不过，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仍以当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而溥仪也是在1917年7月13日匆匆颁布了“退位诏书”，“恢复”民国纪元。旧历在这两次复辟帝制丑剧中的短暂“恢复”也可以算是它的回光返照吧。

❖ 张勋复辟时的溥仪朝服像

徐世昌于1918年9月当选民国大总统，这位前清遗老不仅赦免了闹复辟的张勋，继续优待清室，还把婉容的外祖父毓朗安排进国会当上了议员。毓朗鼓吹“每年由有司另纂万年书一册，备载年月日、支干宜忌、晦朔弦望时刻及二十八宿、建满成开等字样，以从旧历习惯，暂供民间之用差”。这样的意图恢复旧历及相关迷信的倒行逆施显然是不会得到国会大部分议员和政府支持的。

❖ “御用”历书上“不宜出行”的历注

“小朝廷”就这样在“另一个时间”的状态下维持着，转眼到了1924年。11月5日这天，溥仪和小朝廷逐出了紫禁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按小朝廷的旧历来算，为“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在溥仪的“御用”历书上恰有“不宜出行”的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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